赵氏孤儿

——中国忠烈侠义文化的先声

  □韩鹏

      丛台脚下，有间并不轩畅，甚至可以说相当低矮的祠堂——七贤祠。它最初叫三忠祠，享祭者只有三位：程婴，公孙杵臼，韩厥。

      明万历十九年，邯郸县令卢龙云于丛台下建起三忠祠，清雍正年间知县郑方坤重修三忠祠时，将其迁址于城西东明观右。1922年，民国知名将领孙岳与邯郸邑绅王琴堂，将三忠祠与坐落于县城南门的四贤祠（祭祀蔺相如、廉颇、李牧、赵奢）合并一处，于丛台湖北岸建七贤祠。其后，大水过后的1964年修葺丛台时又有乔迁，于1983年最终迁建于今天所在。

      将七位屹立河山、叱咤风云的豪杰挤到一间斗室里，惺惺惜惺惺，先贤们聚集一堂，相视妩媚，把手言欢，他们可能是乐意的，但还是感觉太委屈他们了。

      要知道，这是间载入《史记》的祠堂。

     《史记·赵世家》中说，程婴自杀后，“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祀，春秋祠之，世世勿绝。”从赵武灵王的六世祖赵武起到司马迁之世，这个祠堂就始终香烟袅袅，礼祀无辍。尽管，最早的这间祠堂尚在三晋大地。

①

      世界上还有哪位孤儿的故事，受到过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自太史公在《史记》中记述了这个感天动地故事后，“赵氏孤儿”便成了世界性永久文学模板。在纪君祥那里，成了元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在陈凯歌那里，成了电影《赵氏孤儿》。而在伏尔泰那里，成了著名的《中国孤儿》；在歌德那里，又成了不朽的《埃尔培诺》；同时也有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所作的版本，还有英国国宝级诗人詹姆斯·芬顿为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创作的话剧《赵氏孤儿》。

      东西方文学大师不约而同，都将多情的笔触伸向了这里，这举止本身就极具撼人的力量。

      也许，那声来自春秋的婴儿啼哭太牵人，太揪心。

      相对于征伐的号角，一个婴儿的啼哭太微弱了；相对于惨烈的战役，几个人的死去太轻飘了；相对于王朝的谢幕或登场，一个家族的消亡与振兴也太微不足道了。但就是这样一件在史记中只有区区两段文字记载的事件，恰恰牵动了一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魂灵，震颤了一个伟大诗人多情的神经。

      因为它散溢着人类普遍仰望的高贵人格辉泽。“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想必，跨越国界的大师，一定也将这里当成了他们思想中趋同的高贵人格诞生的精神故乡。

      有关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书记载却并不一致。《史记》记为前597年，而《左传》记为发生在前583年。

      灾难的导火索也完全迥异。

      《史记·赵世家》里讲，是屠岸贾举着“赵盾弑其君”来旧案重提，挑唆晋景公联合诸卿对赵氏进行族灭性屠戮。最后，赵氏家族只有赵武一人活命。

      《左传》记载的是：“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赵同）、屏（赵括）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这是在说，下宫之难，赵氏家族死去的只有赵同、赵括大宗，而赵武与母亲赵姬因受到晋景公庇护，躲在王室公宫里安然无恙。

      但，下宫之难发生前的历史背景是一致的。

      《左传》中的赵婴，即为《史记》中的赵婴齐。《左传·成公四年》中记有一句，“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这是《左传》认定赵氏下宫之难的源头。

      赵庄姬即赵朔之妻，赵氏孤儿赵武的母亲，系晋成公之女，晋景公之妹。赵婴或赵婴齐（按：赵婴事发后，被同母兄赵同、赵括流放齐国，故其名后加齐，此为春秋战国时惯例。）是赵盾的异母弟。赵盾母亲为狄君女儿叔隗，赵同、赵括、赵婴的母亲为晋文公之女赵姬。

      赵盾在世时，以正卿主晋国国政。拥立晋成公即位后，赵盾进一步削弱公族势力，将公族官职授予诸卿。在晋国重新设立公族大夫，规定除了晋公室公子、公孙外，卿室的嫡子也可以担任，卿士其他庶子则出任国君亲卫——公行大夫。

      先前，赵衰所娶晋文公之女赵姬深明大义，因叔隗先自己而嫁，所以她再三向赵衰提出要求，立叔隗为内子，为卿大夫正妻，自己则以妾室自居。赵姬又以子以母贵为理由，说服赵衰立叔隗儿子赵盾为赵氏宗子。如此，赵盾才成为后来的赵氏宗主。

      怀着投桃报李之心，同时也是对庶母赵姬的厚恩回馈，赵盾在确定他生后的赵氏宗族公族大夫时，没有选择自己嫡子赵朔，而是选定了异母弟赵括。

      赵盾此举恰恰犯了大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废嫡而立必然导致祸起萧墙，是乱败之源。

      与兄终弟及制相对立，嫡长子继承制在商朝后期就已开始执行，于周朝时正式确立为制度。这一制度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划定家族里等级地位，从而防止贵族内部兄弟、叔侄之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觊觎与争夺。

      在宗法制度下，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并且世代均由嫡长子承继，这个系统称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又称宗主，为族人共尊。宗子有祭祀祖先的权利，若宗子有故而不能致祭，那么庶子才可代为祭祀。

      值赵盾生存之世，公族大夫均是由嫡子大宗出任，所以赵括在出任公族大夫后，也相应替代赵盾，成为赵氏第三任宗主，赵盾则为公行，赵氏族权、卿权一分为二，兄弟各得其所，大家其乐融融。

      此时，赵盾为正卿，赵括、赵婴齐则担任中军大夫，赵同担任下军大夫，赵氏一门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如同铁板一块，坚不可摧。

      可惜，前601年赵盾去世，家族里平静的池水陡然被搅动，上述局面迅速被打破。

      自赵衰、赵盾父子建卿族势力，排除异己，壮大权势以来，赵氏一直是晋国内部的第一强卿，这自然招来包括晋景公在内的晋国官方主流势力的强烈不满。

      赵盾生前越级提拔亲信上军将郤缺，直接擢用其为中军将兼执政大夫，使得荀林父等其他权卿族很不服气，但迫于赵盾威望，敢怒不敢言。此时，郤缺为感恩故去的赵盾，先将赵朔提拔为下军佐，又升为下军将。依诸卿晋升惯例，赵盾死后，当是赵氏宗主赵括进入六卿之位，但郤缺却让赵朔上位，赵氏家族内部因此造成了巨大裂痕。

      与此同时，当下军将栾盾去世后，郤缺又支持栾盾之子栾书和赵氏别支赵旃一同争夺这个卿位，这又触动了晋国其他卿族的权力和利益。

      更严重的是，赵朔在世时担任中军佐，为赵氏掌握卿权，而赵同、赵括凭借赵盾在世时设立的“公族大夫”一职，掌握着赵氏的族权，是赵氏大宗。赵朔去世后，赵氏的卿权则由赵同代掌。由此，赵氏的卿权和族权，全部集中到了大宗一系。

      赵武之母庄姬，身后有晋公室的支持，自然不会坐视两个叔公从自己年幼儿子手中夺走属于赵盾、赵朔一系留下来的赵氏卿位。

      赵朔死后，赵庄姬与赵婴因共同对赵同、赵括怀有怨恨和不满，同病相怜，继而走到了一起，暗生私情。赵婴支持庄姬母子，要为他们在赵家讨回公道，夺回属于赵武的卿位。事发后，赵婴被赵同、赵括流放齐国而死，赵庄姬由此更加痛恨赵家大宗。

      而此时的赵同、赵括，刚愎自用，豪横于朝，只顾维护赵氏一族私利，完全没有赵盾、赵朔那样以重建晋国霸业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晋景公早就想消灭以赵同、赵括为代表的赵氏，巩固并扩大公室利益。

      一切就绪后，晋景公先让逃离下宫，寄居于自己公宫的妹妹赵庄姬出面告发：“赵同、赵括将为乱！”郤缺等宿敌马上站出来作证。

      下宫之难正式爆发。

②

      绕过《左传》，回到《史记·赵世家》中来。

      公元前597年，一场围绕一个婴儿生命的抢夺战在晋国拉开。原因直指此前10年发生在晋国的一件历史公案。

      因赵盾以正卿身份独揽晋国朝政，甚至以盟主自居与诸侯会盟，在对外政治、军事活动上卓有建树，逐渐引发晋灵公强烈不满。荒淫暴虐的晋灵公于是屡派刺客暗杀赵盾，赵盾决定离晋逃匿，还未逃出国境时，赵盾的族弟赵穿弑灵公于桃园。为此，太史董狐铁笔记录下一句话：“赵盾弑其君。”

      晋灵公死后，晋成公为赵盾拥立，加之他在晋国的崇高政治地位和领袖人伦威望，赵盾一直为晋国正卿执掌朝政，船稳水阔，波澜不惊。

      而赵盾死后，异己力量开始跳出。大夫屠岸贾受宠于晋成公之子晋景公，前597年，屠岸贾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翻出当年“赵盾弑其君”的历史悬案，告遍诸将：“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

      曾为赵氏家臣的韩厥反驳道：灵公遇到贼人时，赵盾正在逃亡，我们先君也认为赵盾没有罪，所以不诛杀，“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

      屠刀已经磨好，理由只是个托词，反驳又有什么用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

      感觉形势危急，韩厥急忙告知赵朔，让他立刻逃亡。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明知大祸临头，插翅难飞，那就安静地敛起翅羽，以平静来等待灾难的照临吧。但，还是有一个遗愿要交代，他想到了妻子腹中的生命，于是说：“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于是称疾不出。怀着一腔郁愤的韩厥，抱着为赵氏洗冤光复大愿，如何暗中筹谋、组织策划、协调实施，都隐在了历史黑幕之中。

      赵氏家族居住的下宫，血光四溅，噍类无遗。

      下宫之难中，除怀着赵朔遗腹子的妻子赵庄姬，因是晋景公妹妹而躲在王宫中幸免于难，赵氏家族男女老少悉数被杀。

      死寂一片中，一对英雄登场。他们是公孙杵臼、程婴。

      前者是赵朔的门客，后者是赵朔的朋友。公孙杵臼问程婴：先生，主人一家都死了，你为什么不去死啊？

      程婴回答：“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孩子很快呱呱坠地，是个男婴，名赵武。意欲赶尽杀绝的屠岸贾闻讯，立刻派人到宫中搜查，这次，赵庄姬侥幸躲过了。

      忧心忡忡的程婴与公孙杵臼再次见面。他们清楚，“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怎么办？

      公孙杵臼问程婴：活着保护孤儿与抱义而死，哪件事儿更难？

      程婴回答：死容易，立孤难！

      公孙杵臼说：赵氏先君与你交往深厚，你来干难作的事；我作简单的活儿，请让我先死。

      为了他人的生的可能，而以自己必死为前提。在自己生命完结之前，没有争先恐后的激昂，没有大义凿凿的遗言，只是淡然对视一眼，然后默默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各自走入自己的角色设定之中。

      于是，程婴将赵武藏匿了起来，公孙杵臼则背起自己的孩子奔赴山中。

      一切妥当，程婴出场了，他要告密。

      告密者程婴举着一张卖主求荣的脸面出现了。他对正在大规模搜寻赵氏孤儿的诸将说：“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他用出卖自己人格的方式，来让对方相信其动作的合理性。

      “诸将皆喜，许之。”果然，跟着程婴，就捕获到了藏在山中的公孙杵臼以及背负的婴儿。

      公孙杵臼大骂程婴：“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他睚眦尽裂，抱儿泣呼：“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

      公孙杵臼与他抱着的婴儿，一并被杀。

      瓜瓞已铲，孽根尽除，屠岸贾们满意地长长吁了一口气。而程婴，却抱着真正的赵武一同藏匿在了深山老林之中。

      又是一个十年。

      公元前587年，因韩厥多方努力，不停向晋景公劝谏“以成季（赵衰）之勋、宣孟（赵盾）之忠，而无后，善者其惧矣！”景公终于决定为赵家平反昭雪。

      于是，深山里长大的赵武被召回，屠岸贾被灭族。

      一切尘埃落定。仇报了，冤伸了，位复了，赵武成人了。

      这时，年迈的程婴却要与大家告别，不是功成名就后的归隐，而是永诀。他要去赶赴迟到了十年的死约。

      订约双方其实都是一个人，他自己。

      他平静地说：“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

      赵武边啼泣边顿首，说您不能这样。程婴慨然一笑：“不可！彼（公孙杵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

      遂自杀。

      2012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赵氏孤儿》搬上话剧舞台，让这部作品用英语呈现在国际观众视野

③

      因一句许下的诺言，甚或连句诺言都没有，只是一种自我认定的责任，然后为了他人家一条小生命，一个将自己与亲身骨肉的性命轻易就抛掷给豺狼；一个不惜自我丑化，忍辱蒙垢，甘愿受世人唾弃，而含辛茹苦将孤儿抚养成人，又在功成之日选择自杀。

      此时，那个男婴是谁，保护他的终极意义是什么，都已退居出价值尺度衡量的范畴。“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的情绪也已不再确切，心中凛然的只有责任，胸怀盈漾的只有道义。

      不怯死以苟且，不毁节以求生，秉一种辉光高洁的品格，向世人表达自己的崇高，意气自任，纵情放性，发奋扬历。而这，才是与莽莽宇宙互为一气，激情舒泰的至大至伟享受！

      为了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而要付出成十上百倍战士的生命，值吗？这是公映在21世纪的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提出的疑问。

      为了一个婴儿的性命，一干智勇高古之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掷青春，贱声名，值吗？这是上演在公元前6世纪的《赵氏孤儿》故事提出的疑问。

      提问其实一直没有停止。但提问者可能不知道，当提问产生时，价值核心已经从唯美、壮烈、高拔的彼在意义，沦入了物化、性价、权衡的此在磁场。

      可以确信的是，在那个意气凌厉的时代，在弥漫着古典英雄主义的浩阔天空下，压根不会有这样的质疑。如同十年特洛伊战争后，雅典元老院最后给定的回答是：为了海伦的美丽，再打十年也值！

      因为，美和道义没有价格。

      舍命救孤的君子们，他们知道自己是在用生命为另一条生命摆渡，使赵氏血胤得以延续。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获救的孩子终将成为赵氏大业复兴的担纲人。

      赵氏在晋国的重新崛起，永远不要忘了一个重要推手——韩厥。

      为被最高统帅晋景公一手定性的铁案来翻案，不仅需要非凡的勇气，而且需要高超的智慧。

      在《左传》里，韩厥用的是讲道理方式规劝。

      《左传·成公八年》载：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返还其田。

      在《史记》里，韩厥用的是封建迷信套路开解。

      《史记·赵世家》载：晋景公十七年，景公患疾，占卜后，结论是“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韩厥于是顺着说：“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于是从民间找到赵武、程婴，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续赵氏祀。

      而最让人感动的是，韩厥对赵氏的襄助，是接力式的，还传到了他的儿子韩起身上。

      赵武为晋卿后，长达十余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没有走上晋国政治舞台的核心区。公元前560年，晋悼公重组三军，任命韩起统领上军，韩起拜辞不受，认为赵武比自己能力强，积极推举赵武。自此，赵武成为晋国上军统帅，赵氏势力咸鱼翻身，重新绽放出耀眼光芒。

      太史公为此感叹：“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

      前548年，成为晋国正卿的赵武成功主持了著名的晋、楚弭兵大会，史称“向戎弭兵”。这次盟会共计有晋、楚、齐、秦、宋、鲁、郑、卫、曹、许、陈、蔡、邾、滕等14国参加。这次影响深远的国际盟会，不仅再次确立了晋国的盟主地位，而且充分展示了赵武的政治手腕与军事才能，更扩大了赵武在诸侯国之间的国际影响，也增强了赵氏在晋国的政治地位。

      所以，前545年出使晋国的吴国延陵季子，通过对晋国政体整体打量后，他得出一个令人骇闻的准确结论：“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

      事实正是这样，赵武后三世至赵襄子时，韩、赵、魏灭智伯，三家分晋，赵氏从宗主一跃而为诸侯。

      倘没有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便没有赵武，那么后来的赵国更将无从谈起。

      丛台下那间小小的陋祠，其实是整个赵国雍容庄严的祠堂！

④

      那么，问题来了。

      熟览经典，遍该史籍，掌握庞大古老文献的司马迁，为何无视《左传》《国语》里清楚指认的史实？赵氏孤儿难道是太史公杜撰的小说家言吗？

      《左传》《国语》之中，关于赵氏受戮的记载与《史记·赵世家》全然不同，而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对于赵氏这段历史的记录，又与《国语》《左传》相近。司马迁为何在同本《史记》的不同篇章，对赵氏一族的这段历史做出不同的处理？

      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今天的人们眼尖，而是今天的人们心拙。

      从两汉魏晋一路下来的中国史家们，从来没有一位对这一问题当作问题提及过。

      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评价，所有史学家几乎皆如班固所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他们就没发现这个问题吗？

      作为史学家的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司马迁用心的精微，更明悉《史记》叙述的奥妙。司马迁强调对历史文献的认真辨析，认为“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不拘泥于一书一册，而是旁采综取，他提倡“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并将“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作为自己的治史态度。

      司马迁少年时即游历四方，浏览、听闻、收集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遗留，却不见于典籍记载的世传之说。此虽为“疑史”，但因他抱着审慎的治史态度，以及对史料的尊重，所以“疑则传疑”，将其选取为史材，与所谓的“信史”一并陈列，共同交给读者去审视、思辨。

      《史记·赵世家》便是代表。

      作为史家，司马迁不因自己在《赵世家》里的独家记述而放弃“信史”中的记载，而是将众所可见的“信史”与独自掌握的“疑史”，分别载于《史记·晋世家》和《史记·赵世家》，使得两说并立，互为参照。

      这种独特的著史法，不仅为后世提供了当时存在的不同历史声音，同时也为读者留下更为广阔的思辨空间，在铸就赵氏孤儿这一万古不朽的历史雕塑同时，也成就了《史记》的博大、兼容与久远。

      可见，这不是司马迁的疏忽，而是老人家有意为之。

      西汉著名史家扬雄，在他的《法言》一书中早就独有新见地说过：“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这也在说明，司马迁多有所爱之“奇”，非空造之奇，而是于史有征的“实录”之奇。

      只不过，太史公所见的史料，后人无从觅寻，甚至闻所未闻罢了。你从没见过也没听过的东西，能说它就不存在吗？

      清代学者高士奇也曾为之纳过闷，但他持有的态度甚好：“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详实，顾与《左氏》迥异，此千古奇案，自当两存之。”

      赵氏孤儿，事迹永存！

      这个永恒的托孤救孤故事，自公元前6世纪发生之后，就很快成为一种历史镌刻的人格高标，成为中国古典英雄主义的最早先声，并酿就为飘荡在整个古老中国精神天空的浓酽侠义忠烈文化——轻生死，重然诺，已诺必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此之前，是孔门之中一位弟子对塑造君子品格的道德倡议：“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而在此之后，是无数侠义烈士的身体力行效仿。你看，清冷的易水即将照见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的苍凉身影；窄小的豫让桥很快要见到，侠客朝着一件衣服三跃而击的悲壮一幕。

      翻开顾炎武的《义士行》，让我们大声朗诵：“饮此一杯酒，浩然思古人。自来三晋多义士，程婴、公孙杵臼无其伦！下宫之难何仓卒，宾客衣冠非旧日。绔中孤儿未可知，十五年后当何时。有如不幸先朝露，此恨悠悠谁与诉？一心立赵事竟成，存亡死生非所顾。呜呼！赵朔之客真奇特，人主之尊或不能得，独有人兮长叹空山侧！”

      侠肝义胆的救孤烈士，后世人永远向您们鞠躬。

壁画作品《赵氏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