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耿地到中牟

韩鹏

      古耿，今山西河津市山王村。康熙版《平阳府志》载：“河津县，周春秋时晋大夫赵夙采邑。”

      国都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一个政权的堡垒。

      都城的荣衰，不仅与国家兴亡同步，而且前者是后者最核心的标志。楚国郢都被秦国白起攻陷之后，目睹国破家亡一派萧索景象，凄怆感愤的屈原写下了字字淌泪的《哀郢》：“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之焉极。”

      不独屈原，于任何人而言，家国情感的具体承载之物都是一座貌似冰冷的王都。所以，定都、迁都及选址，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都至关重要。

      顾炎武说：“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作为政治中枢和军事堡垒，对都城的选址，既要在经济、政治上认真考量，还要在军事和地理位置上审慎抉择。

      在征战频仍、厮杀不息的战国年代，每个诸侯国的疆域面积随时盈缩，政治格局瞬息万变，军事形势朝夕不同，为应对变幻莫测的时局所需，不断迁都便成了各个诸侯国的常态。比如秦国国都，相继有秦邑、西垂、汧渭之会、汧邑、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等9处；楚国国都，先后历丹阳、郢、鄀、鄢、陈、巨阳、寿春，有7个之多。

      在此大背景下，跻身于诸侯行列的赵、韩、魏，也都在积极寻找适合自己发展壮大的新根据地。韩先从平阳迁到宜阳，后又迁到阳翟；魏则从安邑迁到了大梁。

      赵国也不会画地为牢，傻傻将自己禁锢在原地。

      前453年，赵襄子被动踞守在大水漫灌的晋阳，关键时刻，他成功策划韩、魏倒戈，三家并力对智瑶进行了致命一击。由此，彻底改变了晋国政治格局，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

      此役后，晋国公室徒有其名，仅存有绛、曲沃两个地方，其余的土地悉数被韩、赵、魏三家瓜分。一个偌大的晋国，瞬间分裂为三个晋国，今天的山西被称为“三晋大地”，即源于此。

      前425年，为赵国政权缔造创下不朽伟业的赵襄子死去，赵浣即位，建都中牟。

      赵浣是赵襄子哥哥伯鲁的孙子。《史记》称：“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赵氏家族的血脉里，一直流淌着重情好义的因子。当年，赵盾在确立继任者时，就没有选择自己嫡子赵朔，而是怀着对庶母赵姬将正室让给自己母亲叔隗的感恩之心，投桃报李，将赵氏宗主定为赵姬的儿子，异母弟赵括。

      赵襄子因父亲赵简子当年废掉伯鲁，改立自己为太子，深感内疚，于是在攻下代地后，就封哥哥伯鲁儿子赵周（此时伯鲁已死）为代成君。而且，赵襄子一直想传位给侄子赵周，奈何赵周寿命太短，赵襄子最后决定立赵周的儿子赵浣为太子。

      废嫡而立，必然祸起萧墙，大至朝廷，小到家族，都是败乱之源。

      殷鉴不远，赵盾这样做，导致了几乎赵氏灭门的下宫之难。赵襄子重蹈故辙，结果使得赵襄子的弟弟赵桓子（一说系赵襄子儿子）愤而造反，将刚登基的赵浣打跑。

      从“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这句话中不难看出，赵献侯在中牟即位不久，以正朔自居的赵桓子，便在中牟放逐献侯，然后跑到代地建都自立。

      很快，赵桓子死去，拥戴赵献侯的力量占据上风，他们杀掉了赵桓子的儿子，重新在中牟迎立赵献侯。个中的宫烛摇红，其间的血雨腥风，骨肉间的疯狂反噬，都隐在了这平静的语言叙述背后。

      赵献侯选择迁都中牟，最主要原因应该就是逃避以赵桓子为核心的，盘踞在原国都内的强大反对势力，以求自保。

      晋阳保卫战前，赵襄子是无奈退保到的晋阳，说明战役前的赵氏政治军事中心并不在晋阳。此战之后，也再无史料可证赵襄子仍以晋阳为都。况且，经三年鏖战摧毁，最后又被汾水长期浸泡，战后的晋阳，理论上已不再具备军事堡垒的作用。

      那此时的赵国根据地在哪里，赵献侯又是从哪里迁往的中牟？

      《汉书·地理志》说：“赵献侯自耿徙此（指中牟）。”

      《水经注》中说：潧水“径中牟县故城西，昔赵献侯自耿都此。”

      这些都在清晰指认，赵都自耿地迁到了中牟。

      据《史记·赵世家》载：前661年，“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北）、耿（今山西河津东南，亦即皮氏县东南），晋献公赐赵夙耿。”前636年，重耳返国后，因赵衰劳苦功高，封“赵衰为原（今河南济源西北）大夫，居原。”

       耿、原，都曾是赵氏祖上的封地。那么，赵襄子在晋阳之后盘踞的耿地，是否就是赵夙获封的耿呢？

      《水经注》就认为是，“汾水又西，径耿乡城北，故殷都也。”但郦道元在接下来交代耿地的历史时却出了错，他说：“帝祖乙自相徙此，为河所毁，故《书》叙曰：祖乙圮于耿。杜预曰：平阳皮氏县东南耿乡是也。盘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迁亳。晋献公灭耿，以封赵夙。后襄子与韩、魏分晋，韩康子居平阳，魏桓子都安邑，号为三晋，此其一也。”

      郦道元循水流而述，所说汾水经过的耿乡，是山西河津东南的耿乡。而历史上祖乙自相徙耿、盘庚自耿迁亳的“耿”，则在今天的邢台。

      郦道元这一混乱夹杂叙述，造成了后世之人错误认为，邢即耿，耿即邢。故而，许多人认为，赵献侯是从邢台迁都到的中牟。其实，问问汾河就清楚，它何年曾流经过邢台呢？

      《史记·殷本纪》载“祖乙迁于邢”，司马贞的索隐为之解释道：“邢音耿，近代本（《史记》）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这说明，到唐司马贞时，出现了记述“祖乙迁于耿”的《史记》新版本，而古本中，此处均为“邢”。

       邢侯墓地、邢侯簋等考古发现，及大量的文献记载，早已证明邢台就是商祖乙所迁的邢国，也是《麦方鼎》中井侯邢靖渊的西周邢国。但不能据“耿”与“邢”同音，或邢国一直存续到战国时期，便武断认为邢台就是赵献侯迁自的耿地。

      《左传》之中，将这两个地方区分得十分明白。

      “哀公四年”记载：“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无疑，此处的“邢”即邢台。

      “闵公元年”记载：“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这里的“耿”与《史记》所载的“耿”同指一处，即今天山西河津的耿乡。

      赵都迁往中牟前，在山西河津东南的汾水南岸，而非邢台。

      赵国为何要从耿迁都？

      除却急于摆脱赵桓子的反对势力，从耿地迁都中牟，更是赵献侯出于对战略时局的认真考量。

      之前，赵简子定都晋阳的目的，一是逃离六卿在晋阳南部互争的局面，二是控制晋北，拓展北方的战略空间。随着这些战略预想完全实现，也随着赵国疆域向东、南扩展，地处太原盆地一隅的晋阳，就有了鞭长莫及之感，已失去作为战略堡垒的作用和价值。

      到前491年，赵简子第三次率兵包围邯郸，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赵氏连取朝歌、邯郸、中牟、柏人，从而实现了对今冀南一带的稳定统治，也建立了向华北平原纵深发展的桥头堡。

      赵襄子灭代后，使赵国占据以代城（今蔚县代王城）为中心，包括定襄、云中、雁门、五原在内的大面积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这对原先以华夏民族构成为主的农耕经济，提供了必要的补充，赵国军事和经济力量迅速提升。到赵襄子灭智氏并占有其地后，赵国在今冀南和豫北的疆域大致形成。

      三家分晋后，赵国虽然分到的土地最多，但领土却被太行山分割为今山西、河北两部分，大山横亘其间，东西沟通严重不畅，这已经成为严重制约赵国发展的地理瓶颈。

      而且，为早日图强争霸，韩、魏两家已经相继开始了向东战略扩张。他们翻越太行山，从偏居一隅的黄土高原，迁徙到水土肥美的平原地带，然后伺机逐鹿中原，成为了他们心照不宣的集体选择。

      韩将都城由平阳（陕西临汾）迁到宜阳（河南宜阳），后又迁至阳翟（今河南禹州），再迁至中原腹地新郑（郑州）；魏国早期都城在安邑（山西夏县），后迁都到大梁（河南开封）。

      当时的天下中心，被公认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一带。赵献侯继位之后，魏国强势崛起，与韩国瓜分河南，不仅把赵国排斥在中原之外，而且对赵国在太行山以东的固有领地产生了威胁。

      赵献侯面对的是，既要阻止魏国向北向西扩张，又要防范北面中山国鲜虞人南下，同时更重要的是，自己日益膨胀的向中原扩张的勃勃雄心，已经难以遏制。迁都太行山之东，在韩、魏、赵边界建立一个坚固的政治、军事堡垒，就显得越来越急迫和重要。

      事实上，赵国从来没有停止在广袤中原开拓自己领地的渴望。

      在经过了耿、原、晋阳、耿的几次都城迁徙之后，赵氏早期雄主早已将目光投向了太行山东面的中牟。《左传·定公九年》中就说“晋车千乘在中牟”，可见中牟在春秋时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

      中牟邑，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时代。

      当时，在太行山脉东、西山麓间，散居着赤狄、白狄、长狄等种姓部落，他们依山溪之险，不断侵扰华夏诸国。为此，齐桓公倡议并亲率中原诸侯联军扫荡这些种姓部落，“存鲁救燕”“迁邢封卫”，并且“筑五鹿、中牟、盖与、牧丘，以卫诸夏之地”，由此赢得了诸侯们的拥戴，被推举为霸主。

      中牟邑，先属卫，后归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中牟无令，晋平公问赵武曰：‘中牟，晋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谁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由此不仅可见中牟归晋的时期，而且可以看出中牟战略位置的重要。

中牟地理位置图

      中牟后来归为晋卿范氏的领地，赵简子于前490年攻打范氏，取得此地的控制权，中牟由此开始成为赵氏的宰邑。

      不管是晋还是赵，都极为重视中牟的治理和建设，对中牟令的人选，始终坚持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先后担任过中牟令的邢伯子、佛肸、王累、壬登，均名垂史册。经过历代良吏的励精图治和苦心经营，中牟很快发展为黄河以北、漳河以南地区拥有兵车千乘的大都邑，成为晋阳的事实上陪都。

      关于陪都，周武王始有陪都之设，历代均以周王朝为范本，推行两京制或多京制。至赵简子时，“赵氏名虽晋臣，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史记·赵世家》）赵氏的政治中心在晋阳，但赵氏极为重视与齐、卫、魏交界的东南边鄙。所以，争夺中牟，治理中牟，在这里营建陪都势在必然。

      赵氏因为中牟，而与诸侯争战的记载颇多。

      《左传·哀公五年(前490年)》：“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

      《淮南子》：“赵简子死，未葬，中牟入齐。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中牟人闻其义，乃请降。”

      《史记》记载这一时期，赵与齐、卫、魏之间的战争更是频见：前490年赵简子伐卫，韩、赵伐齐至桑丘；前485年赵鞅伐齐；前475年赵简子伐卫；前380年伐齐至桑丘；前379年拔魏黄城；前372年伐卫，取都鄙七十三；公元前370年伐齐于甄……在赵国向东南方向拓土开疆的系列战役中，东部边陲中牟，无疑成为赵国进攻齐、卫、魏的前沿军事基地。

      最先明确指出赵都中牟地理位置的，是《汉书·地理志》：“中牟，圃田泽在西，豫州薮，有管叔邑，赵献侯自耿徙此。”文中提到的圃田泽、豫州以及管叔邑，都在今河南位于开封与洛阳之间的中牟县。

      《水经注》也说：潧水“出郑县西北……径中牟县故城西。昔赵献侯自耿都此。”

      显然，二者都将位于开封与郑州之间的河南中牟，认为是赵都中牟。另外，《晋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等也持此说。

      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蔡邕被诏，由陈留赴洛阳路上写下的《述行赋》中有：“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肸之不臣。”虽然《史记·孔子世家》中载有“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但蔡邕所经的中牟，的确不是佛肸为宰的中牟。

      《国语·晋语》中说：“中牟，邯郸之肩鞞。”而河南中牟在春秋时，是郑国管辖的地盘，三卿分晋后，河南中牟又在魏的腹地，远离邯郸的它，不可能被称为“邯郸之肩鞞”。

      《汲郡古文》说：“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河南中牟，不可能是赵国的东部县邑。

      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晏子适晋，至中牟。”河南中牟，显然不在自齐至晋所走的路线上，除非晏子向南绕个大圈子。

      《左传·定公九年》载：“秋，齐侯伐晋夷仪（今邢台西部100里）。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也称寒氏，故城在今武安），卜过之，龟焦……乃过中牟。”从中可以看出，赵都中牟当在齐、晋、卫三国交界，是当时的交通枢纽。不管是齐侯伐夷仪，还是卫侯到五氏，都要经过中牟才可抵达。而河南中牟，其地理位置显然不符合。

      上世纪初，学者杨守敬、熊会贞等人终于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只有黄河以北的中牟记载，而黄河以南的中牟，则是到汉代书中才出现。

      民国版《中牟县志》中明确指出：“赵之中牟，见于《国语》者曰：‘中牟，邯郸之肩鞞。’见于《春秋》者：‘哀公五年春克柏人，遂围中牟。’柏人今柏乡县也。见于《史记》者：‘赵简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其地均在今直隶顺德府，距今之中牟数百里。《尔雅》：‘郑有圃田。’郭注：‘今荥阳中牟县是也。’晋置荥阳郡，中牟属焉，故《晋志》作荥阳郡中牟县。《元和郡县志》：‘圃田一名原圃’……是自汉置河南郡中牟县，始有中牟之名。非《春秋》《论语》之中牟矣。今志中牟，则应以郑之圃田为是，而中牟之名断自汉始。在赵、在魏、在汤阴固无需词费也。”

      那么，战国时期的赵都中牟究竟在哪里？

      答案在上述地理方位叙述中，其实已经显现。

      唐朝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说：“荡阴县西五十八里，有牟山，盖中牟邑在此山侧也。”鹤壁之西，太行山东麓的林州盆地，应该就是赵都中牟。

      这里，西倚巍巍太行，南临淇水，东迎黄河，脚下是广阔的中原腹地，东与卫国相邻，也与战国初期的魏国疆土接壤。

      不仅如此，著名的古坂道羊肠坂就位居在中牟—太行大峡谷—壶关—长治这条道上。羊肠坂在山间崎岖缠绕，群山回匝，道路险仄，是连通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的重要孔道。

      赵国将都城迁至这里，不仅可以连通太行山东西自己两块领地，而且依托山势，可以建立足够坚固的防御体系，占据晋、冀之咽喉的险要所在，扼守关隘，于攻防均有明显的军事地理优势。

      迁都中牟，对赵国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尽管赵献子迁都中牟，主要出于他对新生政权稳固的考虑，主观上未必有扩张的意识，特别是考虑到，当时韩、赵、魏所结的三晋同盟还比较稳固。赵国大秀肌肉，与魏争雄，开始明确向东及南部中原地带武力渗透，是到后来赵敬侯、赵成侯时期的事情了。

      赵献侯末年，魏文侯起用李悝变法，魏国实力大增，魏借道赵地灭中山后，对赵国在太行山东麓领地造成了实质性威胁。如果不是当初将国都迁至中牟，牢牢牵抑住魏的扩张野心，军事政治中心仍在山西，太行山以东的赵国城邑很难说能得以保全。正是以中牟为根据地，赵国完成了东进之前必备的养精蓄锐、秣马厉兵过程。

      前409年，赵献侯卒，其子赵烈侯赵籍即位。

      雄心勃勃的新一代赵姓雄主，开始从偃伏的草丛中昂起头，伸直后腿，要主动出击了！

      接下来的一场廪丘之战，给赵国带来了划时代的收益——赵、魏、韩一并经周天子认证，跻身诸侯。从卿到诸侯，那是赵氏历代先人心心念念、梦寐以求的夙愿，立足中牟的赵烈侯最终实现了！

      那是历史颁给赵烈侯赵籍的勋章，更是历史对赵国迁都中牟的肯定。

      而对于耿地，慎终追远、永葆初心的赵家人从来没有忘却它。至今，晋陕语系仍广泛存在于太行山以东的邯郸大片区域，便是明证。如果成语“耿耿于怀”有别解，一定是在说赵人对故都的念念不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