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牟到邯郸

韩鹏

      将赵都从耿地迁到中牟，在年少的赵献侯那里，最初也许只是为了全身保命，而不得不选择的跑路行为。

      但事实证明，一次憋屈的落荒而逃，可以演变为一场伟大的战略转移。就像西周时的吴太伯，看到父亲周太王一心想立弟弟季历，于是割发纹身，自断前程，唱着拉兹之歌，一路流浪到南方的荆蛮之地，最后竟然在这里混成了一方诸侯。

      退一步海阔天空。后梁的契此和尚曾作禅诗《插秧》：“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何止农人插秧？一个国家、一个政体的发展和壮大，同样蕴含着这个逻辑。

      东出太行，将赵国政治军事中心，从太原盆地转移到太行山东麓的山前过渡带上。从此，倚山自固，踞隘称雄，东望辽阔平原，畅想星辰大海。

赵定都邯郸后，各国地理形势对比图。

      仅此一点，赵献侯在赵氏族谱里所起的贡献，就值得大书特书。前409年，赵献侯卒，其子赵籍即位，是为赵烈侯。

      赵烈侯立足其父奠定的中牟，以其为坚固政治、军事桥头堡，开始积极参与中原争霸，大力寻求对外扩张。在一系列的东征南讨中，使赵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得以大幅提升。其中，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前403年，赵、韩、魏光荣晋级，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

      从此，赵以一个国家的姿态，雄赳赳屹立于世界之林。

      初登历史舞台的赵烈侯，精神状态很萎靡，这与他面临的国内外局势有关。

      爷爷赵襄子与韩、魏瓜分晋国后，赵国无论国土面积，还是国家实力，在三家中均名列前茅，“赵北有代，南并智氏，强于韩、魏”（《史记·赵世家》）。其后，因赵桓子与赵献侯产生内讧，内部的争战与厮杀，使赵国国力迅速衰减，向外扩张步伐明显停滞。与之形成对比，韩、魏则锐意进取，高歌猛进。尤其魏国，在魏文侯英明领导下，国家欣欣向荣，生机勃勃。

      这个时期，韩、赵、魏三家政治联盟依然稳固，彼此仍有兄弟之谊。以强大的魏国为核心，三家依然相互帮衬，彼此时时伸出援手，相互解危济困。

      先来看看韩国。

      与赵烈侯赵籍同年，前409年，韩景侯韩虔接过父亲韩武子手中的枪，走上了韩国最高统帅岗位。同样作为新一代接班人，韩虔的表现比赵籍更令人瞩目。是年，韩虔攻郑国，取雍丘（河南杞县），打响了图谋中原的第一枪。

      早在前424年，韩武子就从平阳（陕西临汾）迁都宜阳（河南宜阳）。三家之中，韩首出太原盆地，剑插中原。当时，赵、魏、韩三家分晋已成定局，韩国的战略意图很明确，迁都宜阳，就是要逐鹿中原。

      前408年，韩虔再次迁都阳翟(今河南禹州) ，将战略与政治中心进一步向东推进，更加靠近郑国。韩国在伏牛山脉和豫东平原的过渡地带，捷足先登，占据了优势地理位置。而且，磨刀霍霍，期待全面伐郑。

      再来看看魏国。

      前425年，赵襄子去世后，魏文侯魏斯继任晋国正卿，此时的晋国已名存实亡。魏文侯在魏国积极选贤任能，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依法治国。任用李悝、翟璜为相，改革弊政，实行变法，奖励耕战。起用李克、乐羊、吴起为将，西攻秦国，南伐楚国。任命西门豹治邺，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使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其国力也最为强大。

      于魏而言，由于赵国在其北，韩国在其东，韩的发展方向是郑国，魏文侯便把战略扩张方向，放在了西面的秦国。前419年，魏文侯挥师西渡黄河，在少梁（陕西韩城西南）筑城。前413年，吴起率魏军夺取秦国西河，占领函谷关，控制了秦国与中原沟通的黄金通道。魏国将秦国压制在洛水以西，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使秦国不得与中原交通。前408年，魏文侯攻秦，至郑还，筑洛阳城。继而，应韩景侯请求，率师帮助韩国攻宋。由此，魏国的势力开始延伸到黄河以南。

      此役之后，魏国准备进攻中山国。中山与魏国并不搭界，中间隔着赵国，魏要攻打中山国，就得借道赵国。虽然中山横亘在赵国南北之间，一直是赵国心头大患，但让魏国取代中山，对赵国来说无疑是驱狼迎虎。

      赵烈侯为此左右为难。一方面，魏是兄弟之国，赵国战略上需要其配合、支持；另一方面，强大的魏国，又的确为赵国所暂时惹不起，硬性抵触，会给赵国带来战略形势的恶化。最后在臣子开导下，赵烈侯权且认同“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战国策·赵策一》）。于是，魏军在乐羊率领下攻取了中山。

赵魏地缘关系图

      沉舟侧畔千帆过，我是沉舟自萧索。面对魏文侯、韩景侯的踔厉奋发、锐意进取，面对一蹶不振的赵国内部混乱局面，年轻的赵烈侯感觉万念俱灰，心情黯然，索性放任自流，在靡靡之音中麻痹自己，逃避现实。

      这很像年轻时的楚庄王。前613年，20岁不到的楚庄王刚即位，楚国爆发了公子燮与公子仪的叛乱，国内矛盾重重。面对繁杂难理的形势，楚庄王沉湎声色犬马，终日饮酒作乐。后来，在苏从、武举的苦谏下，楚庄王幡然醒悟，摔掉酒杯，解散乐队，打发舞女，开启他一鸣惊人的王霸事业。

      后来的赵烈侯，能成为后来的楚庄王吗？

      赵地之人，自古就盛行对音乐的热爱。

      《汉书·地理志》中便说：“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女子弹弦跕躧”；《盐铁论·通有》甚至说，赵人“家无斗筲，鸣琴在室”。《淮南子·修务训》称：“邯郸师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可见，音乐在邯郸深入民心，广为普及。

      赵氏君主的音乐细胞，也普遍比别人多。

      渑池会上，秦昭王就对赵惠文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赵被秦灭国后，“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殒涕”（《淮南子·泰族训》）。其歌曰：“房山为宫兮，沮水为浆；不闻调琴奏瑟兮，惟闻流水之汤汤；水之无情兮，犹能自致于汉江，嗟余万乘之主兮，徒梦怀乎故乡！”

      赵烈侯更是位流行音乐的发烧友。因喜欢歌声，进而宠爱歌者到要赐田万亩，赵烈侯的畸爱已达登峰造极地步。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烈侯对相国公仲连说：“寡人有喜爱的人，能让他尊贵起来吗？”公仲连回答：“使他富有可以，让他尊贵不行。”赵烈侯说：“好吧。郑国来的歌手枪和石，每人赏赐一万亩田。”公仲连口头上答应，但实际上却没有执行。过了一个月，赵烈侯从代地回来，询问赐给歌手田地的事，公仲连说：“正在找，还没找到合适的地。”过了不久，赵烈侯又问，公仲连还是搪塞。觉得实在搪塞不过去后，公仲连索性称病不朝。

      请注意，在公仲连的一再推诿拒绝中，赵烈侯并没有越过相国，直接向歌手赐田，而是按照规矩，等待公仲连去执行。

      番吾君看出了公仲连的尴尬，特地从代地赶来。番吾君对公仲连说：“国君其实喜欢为善，不过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推行。自从你担任赵相国，至今已有四年，可曾推荐过贤者吗？”公仲连说：“没有。”番吾君说：“牛畜、荀欣、徐越都是贤者，你可以举荐他们。”公仲连于是引纳了这三位贤才。

      上朝时，赵烈侯又一次询问赏赐歌手田地的事，公仲连以正在挑选好田继续敷衍。但从此日开始，他让三位贤者依次前来侍奉赵烈侯。第一天，牛畜侍奉赵烈侯，他劝以仁义，导以王道；第二天，荀欣陪侍，他建议烈侯选拔精干，起用贤才；第三天，徐越陪侍，他建议用节约财物、俭省用度来考评官吏的功绩德行。三人所说，有理有据，赵烈侯一一欣然采纳。

      过了一段时间，醒悟过来的赵烈侯派人去对公仲连说：“赏赐歌手田地的事停止。”不仅如此，烈侯还任命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

      楚庄王消沉了3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无疑，赵烈侯比前者醒悟得要早，很快能改过自新，但对比励精图治的魏文侯、韩景侯，毕竟经历了一段荒政时日的赵国，怎么能不落后呢？

      其实，魏文侯更喜欢音乐，而且还是位造诣颇深的音乐家。

      《战国策·魏策》载：“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文侯曰：‘善，敬闻命。’”

      君明则乐官，君不明则乐音。公仲连、番吾君就用田子方这个道理教育了赵烈侯。由此，赵烈侯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赵国从此走上了改革进取、励精图治的道路，国家局面为之焕然一新。

      战争，是验证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试金石。作为检查赵烈侯改革成效的标尺，一场战争随之而来。

       廪丘之战，是一场政治意味远大于军事意义的战争。因其产生的后果，注定其在战国历史上独树一帜。

      战争的起源，是齐国田氏家族的一场内斗。《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宣公五十一年（前405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反廪丘。”

      前405年，齐康公即位，姜齐大权旁落田氏。田氏家族内部也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一方为田和、田布；一方为田孙、田会。在齐国主政的田悼子忽然死于非命，于是田和上位主政。田布杀死田孙，田会占据齐国廪丘(山东郓城西北)反叛，并将廪丘献给赵国，田布立即派兵包围廪丘。

      廪丘，地处齐、鲁、卫交界地带，是鲁西南大地上的交通要冲，自春秋以来向为兵家必争之地。面对送上门来的廪丘邑，赵烈侯求之不得，自然不能无视，立即派孔青、宁越率死士前往救援。同时，赵籍告知魏斯、韩虔，要求对方联合出兵解救。于是，赵、魏、韩三国联军与包围廪丘的齐军展开会战，结果齐军大败。

      《吕氏春秋》对之记载：“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在魏、韩的帮助下，赵国取得定都中牟之后，对外战役的首场大捷。

      有意思的是，田布被打跑了，廪丘也保住了，但赵、韩、魏三国却没有收兵的意思，而是继续攻打齐国。他们的理由很牵强，田和弑其宗主田悼子，要继续讨伐田和。

      《竹书纪年》记载：“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侯及我师伐齐，入长城。”这个“王”自然是周天子。可见，三家伐齐前，指使傀儡晋烈公，让更大的傀儡周威烈王进行了授权。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春秋战国时代，三家这样做，便有了“奉天子以讨不臣”的合法身份。

      次年，前404年，晋又大会诸侯，与郑、卫、宋、鲁、越等国会盟。誓师后，联合国军集体攻打齐国，一直打到齐国汧水附近的平陆。仅赵、魏、韩联军已经让齐国严重吃不消，为何还要拉上众多诸侯国一起对齐群殴？

      这里面有蹊跷。被打得晕头转向的齐国内部，还是有清醒的人。田括就敏锐地认为：“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往。”（《淮南子·人间训》）

      真是一针见血！韩、赵、魏三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不是来牟利的，而是来求名的。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只是手段，背后的利益才是最终目的。但利益总是迟迟羞于出口，所以拳头只好鲁莽奋勇先行。

      聪明的人容易为自己止损。聪明起来的齐康公，于是以失败者身份，乖乖前往晋军大营会盟。

      《清华简·系年》中详细记录了此役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齐与晋成，齐侯盟于晋军。晋三子之大夫入齐，盟陈和（田和）与陈淏（田淏）于溋门之外，曰：‘毋修长城，毋伐廪丘。’晋公献齐俘馘于周王，遂以齐侯贷、鲁侯羴（显）、宋公田、卫侯虔、郑伯骀朝周王于周。”

      仔细阅读这段文字，能感受到齐国所受的巨大屈辱。委曲求全的齐康公，亲自跑到晋军大营盟誓，而盟誓对象不是与之对等的晋烈公，却是一个集体，“晋军”。与齐卿田和、田淏盟誓的，也不是身份对等的赵籍、韩虔、魏斯，而是赵、韩、魏三家中的大夫，即他们的家臣。可见，韩、赵、魏三家此时已经傲慢地自视为诸侯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后面，三家先是搬出了晋烈公，由这位从其父晋幽公时，便反过头朝拜韩、赵、魏的窝囊晋侯，来向周威烈王献俘馘（俘虏的耳朵），以示晋代表周天子讨伐逆贼成功。然后，齐康公又与鲁侯、宋公、卫侯、郑伯等一堆诸侯，一同前往成周，朝拜周威烈王。

      在赵、韩、魏三家背后操纵下，包括齐康公在内的上述群众演员，在周王室的朝廷上表演得很认真，也很到位：周天子你看，在晋国赵、韩、魏三家艰苦卓绝的替天行道、讨伐不臣中，齐国罪有应得，受到了惩罚，煌煌周天子的礼法尊严，因为他们三家而得到完美维护，他们不该得到奖赏吗？

      一切按照既有的礼法程序严谨进行。齐康公带头倡议，诸侯们集体应声附和：为褒奖赵、韩、魏的至伟功勋，周天子应该册封赵、韩、魏为诸侯！

      地盘和力量已经小到微不足道，早已没人拿周天子当根葱的周威烈王，瞬间幸福感爆棚，不仅在此找足了面子，也满足了长久以来苦苦找不到的巨大虚荣。

      于是，一场由齐国田氏引发的内讧，成就了韩、赵、魏三家不朽的功名。前403年，赵籍、韩虔、魏斯光荣加入诸侯队伍。

      从赵衰开始首跑，后继赵盾、赵朔、赵武、赵简子、赵襄子、赵献侯等持续接力，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赛事，由赵烈侯完美跑抵终点。

      此时此刻，躺倒的赵氏列祖列宗会集体起立，齐唱歌曲《梦圆》。

      春秋与战国的时间分水岭究竟在哪里，向来有两种认定：

      一是以司马迁“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史记·六国年表》），定前475年为战国开端；一是以司马光《资治通鉴》纪事为限，将分晋的三家，正式被册封为诸侯的前403年定为战国发轫。

      可见，赵、韩、魏成为诸侯的前403年，该是多么非同寻常！

      司马光极力反对三家成为诸侯，他为此曾痛心疾首，大为光火，甚至将“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条，恶狠狠地写在了整部《资治通鉴》之首。并对此愤愤地说：“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其实，对于周天子周威烈王而言，他又能怎样？你封，或者不封，三家就已根深叶茂在那里，不增不减，爱咋咋地。

      但正如司马光所忧心的，自此“君臣之礼既坏矣，天下以智力相雄长”，征伐四起，兵戈不息了。

      前399年，赵烈侯卒，由于其子赵章年少，其弟武公立。前387年，赵武公卒，赵国立赵烈侯太子赵章，是为赵敬侯。同样是在这年，魏文侯撒手人寰，魏武侯即位。

      历史上赵献侯即位时的那一幕，再次在赵国上演。

      武公之子赵朝对立赵章不能接受，认为自己是武公之子，继承父位合理合法。于是，在赵敬侯元年（前386年），赵朝起兵反叛，企图夺回统治权。面对内乱，赵敬侯果断采取措施，出兵加以平息。赵朝反叛失败后，投奔魏国，并得到魏武侯支持，“赵公子朝作乱，不克，奔魏”（《史记·赵世家》）。

      以赵朝奔魏，魏武侯接纳赵朝为标志，赵、魏两国结束了历史以来的传统兄弟友谊，从此走向决裂，三国联盟解散。赵、魏、韩这三个宗出一晋的兄弟之国，从此走向彼此厮杀的角斗场。

      赵敬侯立即作出惊人之举，离开中牟，迁都邯郸！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武公对赵国长达13年的统治，留在赵都中牟的拥戴势力十分强大，而且盘根错节。赵敬侯留在中牟一天，就多一天被反攻倒算的危险。

      其次，赵朝发动暴动造反，使名都大邑中牟遭到毁灭性破坏，这里已不再具备作为国都的物质条件。

      其三，魏国经魏文侯长期高效改革，经济和军事力量已变得十分强大。其中，吴起在魏训练的“武卒”战斗力惊人，让人闻风丧胆。魏以安邑为根据地，占据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的地域日益见广，对地处赵国东南突出部的中牟形成了战略合围之势。而且，面对南方日益强大的魏、楚，赵国已不再有向南发展的任何可能，其战略方向必须重新调整。随之，中牟也失去了东南扩张桥头堡的作用。

      而邯郸，自赵穿、赵胜之时便是赵氏封邑，前491年，赵简子攻打缩居在邯郸的范、中行氏后，邯郸再次回归赵家怀抱，那里有着深厚的治理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邯郸，西倚太行，东临黄河，襟带滏漳，沟通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的险隘滏口陉，与太行山东麓山前南北大道在此交汇，而且与齐、魏、韩为邻，“北通燕、涿，南有郑、卫”，为九省通衢，水陆交通便利，军事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控有邯郸，无疑等于扼住了南北、中西通道的咽喉。赵国欲向东扩张，邯郸是最理想的军事重镇。

      中山，此时是魏国孤悬在赵境内的一块飞地，自前408年魏灭中山后，尚为太子的魏武侯便一直守在中山。如果定都邯郸，必然能牢牢钳制北面魏国的中山，及南面魏国的邺城，使魏国不敢对赵国轻举妄动。

      更重要的是，邯郸民丰物阜，资产富饶，是重要的农业产区，更是重要的矿产之都与冶炼中心，其工商业、手工业也极为发达，是理想的战略后勤供应基地。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领兵北击陈豨，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从这句颇为自得的话中，也可以看到邯郸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

      赵敬侯的抉择无疑是正确的。

      历史证明，迁都邯郸，以邯郸为永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结束了赵国都城屡迁的历史，使赵国从此进入到一个稳定、快速发展的轨道。自此之后，历经赵敬侯、赵成侯、赵肃侯、赵武灵王、赵惠文王、赵孝成王、赵悼襄王、赵幽缪王，直到前228年被秦所灭，赵国在此定都长达158年。

      而中牟，最后在前361年，于赵、魏两国彼此交换土地中，置换给了魏国。从此，一代名都悄然隐身于历史的背影之中。

      500多年后，建安十一年（206年）春，曹操从邺城出发，经中牟，西北走羊肠坂，跨越太行山，亲征盘踞于壶口的高干，留下了著名的《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一句“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是曹操的借景抒怀，也是邯郸对中牟的永久沧桑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