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蓉

白沟河边番塞地，送迎番使年年事。

番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鉏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白沟行》

嘉祐年间，王安石被临时委任伴送契丹使臣回国，从汴梁出发，向北经过澶州、大名、馆陶、永济、临清、瀛州、莫州、雄州等地到达目的地涿州，再由原路折返，到瀛州后经赵州、邢州、洺州、相州，返回汴梁，一路留下诗作，以发幽思。

这条北上的线路就是连接宋东京与辽上京的宋辽驿道。

宋辽关系并不像人们惯常想像中的始终在战场上厮杀。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北宋与辽订立“澶渊之盟”，结束战争状态，至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宋金相约夹攻辽而解盟，两国曾有长达117年的结盟通好。曾经存于今河北和内蒙古境内的宋辽驿道，就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

1004年，两国罢兵，边界纷争趋于和缓后，社会相对安定，宋辽之间开始建立互派使者的制度。双方每年互派“贺正旦使”，向对方君主拜年；互派“贺生辰使”，在对方太后和皇帝生日前赶到，送上丰厚寿礼。一方有大事，如皇帝驾崩、新君登位，要遣使报信，对方则回派使者；如遇双方发生争端，随时派出使者谈判解决。

辽国南有深山峡谷、北有大漠戈壁，路途艰险遥远，为方便双方使者往来，两国各自修建驿道，以宋辽界河拒马河（今白沟河）为界，分为南北两段，南段1200里，北段1800里，每隔一段建有驿馆，距离较远的驿站之间建有“顿馆”，做为使者止宿、饯宾之所。

在唐朝以前，连接今天北京至中原的驿道为太行山东麓一线，这是因为在那之前，各朝代都城或在长安，或在洛阳，太行山东麓一线距离最近、用时最短。但宋朝建都开封，地处长安洛阳之东，沿宋辽驿道向北显然更加快捷，宋辽驿道作为交通要道的地位因此日渐提升。

宋辽之间，先后派出1600多人次使者出使对方，告登位、告哀、吊慰，双方使者可谓“不绝于道”。两国使者均由高官担任。文献记载，宋朝许多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如富弼、包拯、欧阳修、苏颂、沈括、苏辙等都曾是驿道上的匆匆过客，其他权臣如蔡京、高俅、童贯，也曾分别被宋帝任命为使者出使辽国。

当年，使臣自东京汴梁出发，向东北依次经过长垣县、韦城县、卫南县、澶州、大名府、馆陶县、永济县、临清县、恩州、冀州、深州、武强县、乐寿县、瀛州、莫州、雄州，到达南段终点——白沟驿。越过白沟河，继续北行，经新城、涿州等31座驿馆，抵达位于今天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的辽上京——宋辽驿道的最北端。

于宋朝使臣而言，3000里长路上，数十座驿站中，白沟驿有着最为特别的意义。因为走出这座驿馆，向北过白沟桥，便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正式踏上他国领土。此岸与彼岸，紧密相连却又如此疏离。王安石就是在这里写下著名的《白沟行》。

历史上的宋辽驿路

此诗诗意萧瑟、幽冷，既写出了边塞见闻，也写出了白沟在人们心中的符号意义，看似品评战汉，实则是对当时战备松弛、国无良将现状的忧虑，尾句将汉朝守将徐厉、刘礼与赵国将军李牧、廉颇进行的对比让这种忧虑更深几重。

现代历史学者朱仲玉曾评价此诗：“音调节奏不十分响亮”。北宋《冷斋夜话》则评价：“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说得都很中肯，表达的意思也别无二致，但同时代的品评，似乎更文雅、更准确，因为，正是不十分响亮的音调节奏，才能贴合上王安石打马过桥时的那一声叹息。

愧客问谣俗，旧传今自如。

材难知骥马，味美寒河鱼。

塞水移民久，川防动众初。

北人虽异论，时议或非疏。

——《还自河北应客》

王安石作为伴送使的具体时间、共使北几次、是否到达过辽中京，正史均没有记载，即便考证王安石生平颇为翔实的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也对此未置一语。历来研究者众说纷纭。当文献弗足征时，我们不强为说，但基本可以断定，王安石是在嘉祐年间的一个春天离开东京汴梁，沿宋辽驿道北上，进入华北平原、幽燕大地，甚至更远的北方游牧地区。一路旧山河，满眼异乡俗，马蹄嗒嗒，回荡在山间田畴，也震颤在王安石心头，化为诗绪，留下一段印记着文化融合时期的独有史诗。

根据《王荆文公诗笺注》加以钩罗，王安石此次伴送契丹使臣回国，总计得使北诗四十首。这些诗作不仅表现了“诗语唯其所向”的艺术风格，更彰显了敏锐而深沉的政治眼光，王安石极其看重，特意为这组诗写了一篇《伴送北朝人使诗序》，说“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语言之不通，而与之并辔十有八日。亦默默无所用吾意。时窃咏歌，以娱愁思当笑语。鞍马之劳，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诸戏谑之善，尚宜为君子所取。故悉录以归，示诸亲友。”自诩其对忧心国事的人有不容置疑的价值。

使北诗只有四十首，仅占王安石诗作的四十分之一，但连起来，就构成当时社会的真实背景——

组诗中，有对契丹虎视中原和北宋统治者疏于战备的愤怒，“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白沟行》）

也有渴望富国强兵、收复失地的急切，“汉家新堤广能筑，胡儿壮马休南牧。”（《塞翁行》）

有沿途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涿州沙上望桑干，鞍对春风特地寒。”（《涿州》）

也有对沦于异族统治民众的同情，“塞雨巧催燕泪落，蒙蒙吹温汉衣冠。”（《出塞》）

有对家乡的无限想念，“回头不见辛夷发，始觉看花是去年。”（《春风》）

也有对中原百姓饱受战乱、生活困苦的怜惜，“颓垣断堑有平沙，老木荒榛八九家。”（《愁台》）

……

可以说，王安石使北诗是北宋诗坛上不多见的类型诗篇，甚至可以说，开了后来越唱越响亮、越唱越悲壮的南宋一代爱国主义诗歌先河。若把王安石这组诗篇中的“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入塞》）、“万里如今持汉节，却寻此路使呼韩”（《涿州》）与“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杨万里《初入淮河》）、“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范成大《州桥》）等南宋爱国诗句进行对比，就能明显看出彼此之间的源流关系。

在同情人民、抨击时政题材之外，这组使北诗还着重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不仅开拓了王安石诗歌创作的新领域，更传达了他要求社会改革的强烈愿望，促进了他变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

使北前，王安石已有了近二十年的仕宦经历，对宋建国以来的各种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改良方案，并于1058年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著名的万言书，指出“内则不能无以社稷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的时局，同时提出培养人才的计划和理财主张，但未被仁宗采纳。此次使北，他亲眼看到强敌压境，更加感到“制夷狄”的必要性，使北返京后不久，他在《拟上殿札子》中说：“臣蒙恩奉使归报陛下，敢因边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顾内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患于夷狄……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患在无法度故也。”

在返京后不久所做《还自河北应客》中，他明确表示对郭谘《平燕议》的支持，认为“北人虽异议，时议或非疏。”希望加强国防设施建设，最终目的仍是“制夷狄”。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的根本主张之对内要“富国”、改变国家“积贫”局面的主旨在使北前就已经成熟的话，那么，他对外要“强兵”、改变国家“积弱”局面的主旨，在使北返京后，才得以完全确立，并为他在熙宁年间不顾众多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大举推行新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

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驎埋没几春秋。

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

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将次相州》

使北诗中，确定作于邯郸的有六首。依宋辽驿道沿线驿站分布与诗句语境及描写的节气、景色等其他方面考证、判断，去程四首，归程二首。

马出澶州，进入大名，王安石连作《王村》《次韵酬子玉同年》。

《王村》：“晻霭王村路，春风北使旗。尘催轻骑走，寒咽短箫吹。揽辔联貂帽，投鞭各酒巵。纷纷小儿女，何事倚墙窥。”（据《大元一统志》，王村在大名府南乐县西北三十里）

《次韵酬子玉同年》：“盛德无心漠北窥，蕃胡亦恐势方羸。塞垣高垒深沟地，幕府轻裘缓带时。赵将时皆思李牧，楚音身自感钟仪。惭君许我论边锁，俎豆平生却少知。”

大名府是北宋“四京府”之一，河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宋辽驿道南段重要交通枢纽和使臣补充给养的主要驿站。留宿当晚，王安石与秘书丞判大名知录柳瑾唱酬叙旧。和诗诗意已从白日欣喜于小儿女的无邪烂漫转入对时局的深深担忧。因为不久前的万言书未引起仁宗的足够重视，和诗中还充满了弦奏与谁听的无奈与失望。

补给充足后，众人继续北上。在从大名向馆陶、从馆陶向永济行进途中，王安石分别写下《发馆陶》《永济道中寄诸弟》二首。

《发馆陶》：促辔数残更，似闻鸡一鸣。春风马上梦，沙路月中行。笳鼓远多思，衣裘寒始轻。稍知田父稔，灯火闻柴荆。

《永济道中寄诸弟》：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日初高。似闻空舍鸟乌乐，更觉荒陂人马劳。客路光阴真弃置，春风边塞只萧骚。辛夷树下乌塘尾，把手何时得汝曹。

北宋时的馆陶县治在今天馆陶县城东侧的冠县东古城镇，位于大名府北约40公里处，按照古人的交通方式，这段距离用时大约是一个白天，因此馆陶是使者必然停留住宿之地。

也许此次伴送有时间要求，王安石为尽快抵达辽国，途中常常天色未明即出发。两首诗均以此起笔，“促辔数残更，似闻鸡一鸣”，趁着月色从大名出发，走出一段路程后，才隐隐听到鸡鸣；“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日初高”，离开馆陶驿时又是晨曦未至，还需火把照明，赶到距离20公里外的永济县，已是日上三竿。两首诗中，有更声、鸡鸣的音效叠替，也有火光、日光的视觉转换，诗人由此发出时光易逝的感叹，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去时道不尽的旅途艰难、行色匆匆，归程因为使命完成，如释重负，连沿途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都喜悦起来。在《将次洺州憩漳上》中，王安石写道：

“漠漠春风里，茸茸绿未齐。平田鸦散啄，深树马迎嘶。地入河流曲，天随日去低。高城已在眼，聊复解轻赍。”

春风里，绿色自由生长，大小禽畜放养田间，饿了自己找食物，高兴时随性嘶叫，一切安好，洺州就在眼前，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不由分说的轻松跃然纸上，但这只是诗人笔尖难得的闲适。从十七岁起，便“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确立成就圣贤人格的王安石，注定要将更多笔墨、更多思考、更多悲悯用于关注国家荣辱与民生多艰。

王安石作于邯郸的最后一首使北诗是《将次相州》。

回程途中，王安石特地去曹操所建铜雀台凭吊，并在向下一站相州进发途中写下此诗。从由远及近的景色入手，引出曹操曾经的“功名盖世”，最后两句言曹操生前遗愿竟是“分衣裘”等家庭琐事，朴素的诗句里，明为魏武命运悲叹，实则展示了一个伟大心灵对另一个伟大心灵的惺惺相惜，实为怀人的千古绝唱。

唐代之前及宋代时的驿路走向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说：“荆公之诗，其独开生面者，不在古体而在近体，逋峰雄直之气，以入古体易，以入近体难。公之近体，纯以此名家者也。”将《题张司业诗》《中年》等二十八首绝句认定为王安石最好的诗作，其中，《将次相州》是唯一选入的使北诗。

因为涉及曹操及其坟冢，有学人甚至认为《将次相州》可能是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说的源头，将此诗带入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

数椽危败屋，为我炊陈浥。

虽无膏污鼎，尚有羹濡筴。

纵言及平生，相视开笑靥。

邯郸枕上事，且饮且田猎。

——《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

此次使北往返旅途中，王安石探访了山川风物，了解了边塞战略，诗文领域有所拓展，政治思想得以完善，收获颇多，但独独未曾想到，在数年后由他主持的熙宁变法中，使北途经邯郸一带发生的水患会令他同僚结怨，好友远离，而他则像一个“孤勇者”，在变法之路上踽踽独行。

十一世纪后期的北宋，欲得君行道的王安石遇到欲大有作为的宋神宗，君臣相逢，千载一时，一场变法大幕就此拉开。

从熙宁二年（1069）二月到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和同僚的协助下，一系列以富国、强兵、培育人才为目标的新法相继推出。但也如王安石所预料的，变法自始至终，甚至还没有开始，便遭遇到守旧派的坚决反对和强烈攻击。

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河北南部地震、水患接踵而至。王安石与好友司马光就此次水患引发的理财问题展开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辩论。这也是二人两度同朝为官后，在政见上出现分歧的开端。

熙宁元年南郊祭祀后，根据惯例，从祀官员会得到若干赏赐。宰相曾公亮以当年河北水患严重为由，请求裁此赐予。神宗将曾公亮的意见转达给众臣，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于是，在殿上，司马光与王安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宋《能改斋漫录》对此有详细记录：

司马光认为，“方今国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费，不能复振。”而要裁省浮费，必需“从贵近始”，减少皇亲大臣的赐赏等费用，以期逐步推行。

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节流建议，认为“节省开支，无补于国”，只要“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并提出可以“不加赋而上用足”。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理财”只不过是空谈：“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侵夺民利。”

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了很久，谁也不能说服对方。

司马光以其历史学家的敏锐，根据历史经验认为自来理财都是对百姓的聚敛。王安石则根据其多年地方官的实际历炼，认为“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天地所生万物有定数”的说法现在看来无疑有失偏颇，但在当时，不是司马光太落后，是王安石比同时代人看得更远。

理解不了王安石的岂止是司马光。

熙宁变法两派相争最激烈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政见之争可言，凡是变法派主张的守旧派就要反对，宁可因循，不愿多事，苏轼就曾在反对农田水利法时说过，“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

很快，王安石再次因为河北水患与守旧派发生了争辩。熙宁四年（1071）二月，“诏增开修漳河役兵及万人，并力于四月以前毕功。上患财用不足。”文彦博坚决反对开修漳河，理由是：“要丰财安百姓，须省事，如漳河累年不开何所妨？漳河不在东边即在西边，其利害一也。今盛发夫开河，只移得东边河，却掘西边民田，空劳民，何所利？”王安石则反驳：“若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则或东或西，为害一也；若治使行地中，则有利而无害。若或东或西利害一也，则禹何须浚川，尽力沟洫？劳民诚不可轻，然以佚道使民，虽劳不可不勉。”（《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争辩结果当然又是不欢而散。

在变法派与守旧派政见相持期间，文彦博常与朝中大臣议论时政，表达对熙宁变法的不满，得到众人附和。但也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王安石推行新法难道不是为民谋利吗？若不赞成，可以拿出更好的办法，做与民有益的事啊。”

发声者是年轻的右正言、司马光弟子、大名人刘安世。这是守旧派人物少有的一次对熙宁变法的正面维护，也是对王安石改革措施表示肯定的“邯郸声音”。

但支持变法的声音太稀少，也太微弱了。变法之初，王安石尚能抽出闲暇，与学生蔡肇登山畅谈，“纵言及平生，相视开笑靥。邯郸枕上事，且饮且田猎”（《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表现出对社会改良的期许，视所有反对的声音与行为为云淡风轻。可到了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回到江宁，他疲惫不堪地写下“邯郸四十余年梦，相对黄粱欲熟时。万事只如空鸟迹，怪君强记尚能追”（《与耿天骘会话》），诗中的“邯郸元素”已从誓在必得的自信蜕变为人员星散、孤立无援的极度失落中。

中年许国邯郸梦，

晚岁还家圹埌游。

南望青山知不远，

五湖春草入扁舟。

——《中年》

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元老重臣的支持，到熙宁六年四月，文彦博辞去枢密使职位，出判河阳，前朝重臣为之一空。

天公也不作美，熙宁六年冬到七年春间，久旱不雨，引发饥荒，神宗为此下罪己诏。熙宁七年三月，郑侠上《流民图》，两宫皇太后、神宗的弟弟借此攻击新法和王安石。

熙宁八年，王安石二次拜相，变法派内部对他的攻讦日盛，一些名利之徒为了一己之利，诋毁其“谮诉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恨，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在宋神宗面前，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熙宁九年，爱子王雱去世，这彻底击倒了“硬汉”王安石，他坚请辞相。在出判江宁府途中，王安石心中一片悲凉，写下《怀钟山》诗，“投老归来供奉班，尘埃无复见钟山。何须更待黄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又一次借用“邯郸元素”宣告自己“得君行道”梦想的破灭。回到江宁的他立即上书辞去实际职事，退居钟山，不复过问政治。

王安石一生中，曾无数次借用邯郸元素，表达自己对当政者苟且偷安的不满和对新政不得推行的无奈，晚年诗文中的“邯郸元素”更是恰如其分地映照出他的心境，《中年》《渔家傲》二首尤能代表。

“中年许国邯郸梦，晚岁还家圹埌游。南望青山知不远，五湖春草入扁舟。”（《中年》）

“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欹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渔家傲》）

这一诗一词，不仅是王安石晚年的真实写照，更是他诗文创作的成熟之作，前者被梁启超认定为他二十八首最好的绝句之一，后者被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推崇备至。二者都在恬静的语言美中，表达出诗人退出政治舞台后的生活情趣和心境：对仕途感到厌倦，“茫然忘了邯郸道”；对大自然无限向往，“五湖春草入扁舟”。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病逝于金陵。

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半山亭的王安石故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内。

作为曾经的好友、变法时的政敌司马光写信给当朝宰相：“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希望能够“优加厚礼，以振其浮薄之风。”二人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但这些丝毫不影响作为高尚正直之人的私德以及他们的个人友谊。

王安石晚年好友黄庭坚确信，“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闻听王安石死讯，黄庭坚悲从中来，“想见风流余韵，昭庆、定林之间，无复斯人矣。”

今天的我们，想见王安石当年在邯郸道上的风流余韵，也只能感叹“无复斯人矣”。